1958年，是乌海地区具有划时代巨变的一年，这年10月，来自祖国各地的数万名民工来到乌达煤田和桌子山煤田，开始了夺煤大会战。经过“万人上山”夺煤大会战，我市煤炭工业迅速崛起，同时也拉开了乌海地区大规模开发与建设的序幕。如今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，我们找到了当时的煤矿工人李涛老人，从他的记述中，去追寻乌海的发展轨迹。
一颗红心献给党
作为一名知识青年，李涛于1968年从江苏省南京市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。两年后，乌达煤矿招工，他就和其他人一起来到了黄白茨煤矿，成了一名采煤工人。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李老说：“当时和我一起来黄白茨煤矿的知识青年一共18个人。我们在井下当采煤工，完全是凭体力吃饭。刚来的第二天，矿上就死了一个人，许多新来的矿工都吓跑了。可当时我们想，知识青年就是支援国家建设的，无论如何也不能退缩。于是全体知识青年集体写了一封决心书：‘一颗红心献给党，不怕苦，不怕死……’，就这样，18个知识青年没有一个当逃兵。”
采煤工作很艰苦
由于当时没有机械化的开采和运输设备，矿工们只能采用炮采的方式开采，然后用锹挖，再把煤运送到地面上。每天他们都要工作12个小时，早上8点下井，放炮出完煤才上来吃饭，有时吃饭也要耽误，因为不把这批煤出干净就会影响下一班的工作，所以谁也不会不出完煤就下班。当年的艰苦给李涛老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，“当时采煤工的工作条件很差，每人只有1套工作服。干了一天的活儿，脱下来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。晚上下班，我们把换下来的工作服放在更衣箱里，到了第二天早上再穿时，工作服还是凉的，特别是在冬天，衣服上会结冰。夏天，衣服的汗味和穿水靴的脚臭味混杂在一起，更衣室里的气味就更难闻，条件艰苦，但大家的干劲都很足。”
在以前那种简陋的条件下，采矿的方法是先打炮眼，然后装药放炮，最后打支柱。打支柱对采煤工作来说是相当重要的，因为它关系到矿工的人身安全。由于经济条件差，打支柱都是采用回柱的办法，即把开采过区域的支柱卸下来，放到前面来，把数量有限的支柱轮换着使用。而回柱工作无疑是辛苦的，因为一根支柱就有150多斤，回柱时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。据李涛老人回忆，一次他和一个工友回柱，由于人手不够，他们两个人就回了100多根支柱，回完最后一根时，他坐在井下站也站不起来了。“支柱的价格相当昂贵，大约是120元，矿工们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：一根支柱等于一块上海表。所以每当支柱被埋住时，矿工们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它弄出来”。
在井下，连续工作是常有的事，李涛老人曾经在井下连续工作过72个小时。而当由采煤工成为一名井下电工后，他做完自己的本职工作后，还是和其他矿工一起出煤，“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总是觉得对不起国家，总是宁愿我们自己吃亏，也不能让国家吃亏。有的时候也有熟人去矿上要煤，可是每次我们都宁愿让他们拉自己家的煤，也不能拉公家的。”李老说。
人们常说，矿工在井下就是“四块石头夹块肉”。李涛老人说，过去在井下，上面是大石头顶板，前后左右都是黑黑的煤，人走在通道里，不时还会有小石头和煤块掉下来，要是没下过井的人真是一刻也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多待。李涛老人的工友亲眼见过自己的同事被夺去生命的一幕。据他回忆，那是上晚班的时候，4个矿工正在移动一台运输机，其中有一个姓周的东北人，他在运输机的一头挪动，突然顶板掉了下来，两三块大石头和支柱都压在了他的身上。当工人们移开支柱和石头时，这名矿工的耳、鼻里都流出了血。
在井下工作过的老矿工们，身上多少都会留下一些下过井的“纪念”。“碰下胳膊磕个腿的都不算什么”，李老摆弄着自己被砸变形的手指说，“即使是生病了，不是大病，我们都轻伤不下火线，总是能坚持就坚持。”
